道德、法律與刑罰存在的意義，是因為人性本質上就具有毀滅性：毀滅自己、毀滅他人。
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都不會無端拿刀亂砍人，成為捷運上的煞星；但人性中本來就具有毀滅傾向，小孩常常會因為好奇或好玩搗毀蟻窩、或玩火、虐待動物……成人也常常在事業、人際與情感層面做出令人費解的毀滅行為，嚴重者在社會中便成為反社會人格。但與之相對的，人也有良知與善的本性、對美的感受、正向情感的需求，這也都是預先寫在我們的基因裡的天性。
這次的北捷殺人事件，讓我想到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發生的奧姆教沙林毒氣攻擊事件；前者是經過計畫後臨時決定付諸實行的單獨暴力行為，後者則是縝密規劃後的宗教集團恐怖攻擊。兩者唯一的共通點是都在「地下鐵」這個場所發動攻擊，為什麼非得在地下鐵呢？
underground向來是黑暗、恐懼的同義詞，江子翠一段更是板南線最長的區間；幾年前我常有機會搭乘這一段捷運，常常想像著這條鑽入河床底下，漆黑、幽深的地層裡的路段，大概是幽閉恐懼症發作的最好時機吧？萬一捷運在隧道底下故障了，可能會引起不小的恐慌。
但噩夢成真時，往往更兇猛些，難以想像這是真實世界發生的事：一個悶不吭聲、身上散發著酒味的青年，預藏了兩把利刃上了捷運，步步逼近、趁著乘客低頭滑手機時，瞬間抽出刀子插入肚腹之中，一路砍殺乘客，只為了毀滅自己、毀滅別人。
地下鐵車廂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無處可逃尤其恐怖。
我們也知道：這不會是唯一的特例，也不會因為兇手被判處死刑而遏止相同事件再次發生。死刑恰好正是他計畫中的一部分，但即使如此，法律仍應遂行，刑罰中的死刑也無從規避，只是，要思考的是：在人性的毀滅傾向為前提之下，死刑的意義與作用到底是什麼？
還有，是什麼原因讓他決定毀滅自己？
蝙蝠俠系列電影與漫畫都有一個特色：沒有一個反派的壞人一生下來就是反派，大多都是受到社會的扭曲與逼壓，逐漸走上偏激的道路；甚至在《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之中，反派首領班恩為了洗清高譚市的罪惡，以更激進的毀滅手法，將整座城市的警力困在下水道中，釋放全市的監獄囚犯，進行更徹底的毀滅破壞──基於與奧姆真理教相同的動機，毀滅原有的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秩序。新的秩序搭建起臨時的法庭，隨意審判異己：死刑，或流放至薄冰上任其陷落......真正的既快速又無從逃脫的死刑，但也只有對貪生怕死的人有意義。
有人連死都不怕，連死亡所帶來的毀滅性也全然接受，這就是人類本身的複雜度。
談了那麼多令人不快的黑暗面、人性中無可避免的毀滅性，這個社會真的會在眼前逐漸崩塌嗎？還是有轉圜餘地的，我認為。
人性中良善、互信、無私的部分仍舊會適時地挺身而出，如同拿著雨傘與利刃對峙的乘客；攸關生死的時刻，人性中的勇氣也會被激發。但在那之前，應該有更強大的力量，阻止這場悲劇才對。
唯一能與人性中黑暗的、毀滅傾向對抗的，也許就是創造的力量吧？
回歸教育面，如果一個孩子沉迷於電玩中毀滅與殺戮的快感之前，能夠同時也體會創造、創作的成就感與快樂，那麼，或許（只是或許）就能及早抑制心中黑暗的傾向；雖然我不是教育專家什麼的，但我真心認為：如果我們的教育多重視一些創作層面的引導與人文素養，不管是音樂、美術、文學或是工藝、藝術，不那麼一昧追求功利導向菁英培育，或許也不會有那麼多體制內教育底下受挫的孩子，轉而沉迷於電玩世界的麻痺，進而疏離了人群，走向孤絕而偏激的不歸路。
當然這也不純然是教育的問題。任何教育方法都不能免除作奸犯科，但一個人一旦走向創作，勢必要與社會有更多的連結，以及理解。
創作是需要被理解的，同時也需要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只要有這兩條線，就不至於偏離社會太遠。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問自己的問題與解答：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辦文藝營、鼓勵創作什麼的？明明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家啊！為什麼要不斷地告訴大家「寫就對了！」，明明寫作很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窮愁潦倒啊！
因為文學創作也是維繫社會的力量之一啊！一篇小說不能改變社會，一百篇小說卻能慢慢影響許多人的觀點，進而形成這個世代的文化印記。在這個過程中，能體會世界上的百般無奈、人情冷暖，但寫作者在創造作品時，便將黑暗的毀滅傾注其中、抵銷了那向現實報復的可能性。說白一點，就是抒發。即使是無意義的抒發、即使是內心痛苦糾結的抒發，如果有人注意到了，那麼或許被理解之後，就不會真的去傷害誰。
創造往往比毀滅困難得多，但我相信：創造才應該是教育的意義與主流，因為那直接牽動心性，抑制或抵銷了人性中的毀滅。長遠來看，死刑也只是如同蓋章一樣公式化的短暫毀滅，要停止人類毀滅自己的文明，我們就不能停止創作。
最後，在此次事件中，向勇者致敬，願傷者痊癒、亡者安息。
但願我們都能在這巨大的恐懼中理解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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