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副刊部落格

    辭職了。像是某條支流裡隨波盪漾的一朵碎花，離開了水面，轉而停駐於河邊的石頭上，端望潺潺河水日以繼夜的奔向遠方茫茫大海，自己卻晾曬一旁不斷冥想抽芽的那個春天。也許我早與人們口中所謂不切實際的草莓族劃上了等號。

    愛作白日夢是我一直戒不掉的壞習慣。自己不像出生於父母親那個年代的人們，他們個個歷經了許多刻苦的兒少時期，能夠真切體會到家裡米缸快見底時，所萌發出的焦慮與不安。雖然不至於問何不食肉糜，卻還是天真的認為自己當面臨生活上的抉擇時，可以義無反顧的犧牲掉麵包，一股腦地繼續構著空中樓閣的藍圖，絲毫忘了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宿命。

    最近與母親聊天，她會用一種似無奈又似自省，彷彿更像是種自誇的口吻說，也許她總讓我太安逸，沒有分擔到家裡的太多事務，但是媽媽能做的也只是這些。也許懶媽才出好兒，但怎樣是好？怎樣又是壞？實在很難講！我們就各做各的決定、各做各的事、各扮演各的角色，「媽媽」能做的也只有那些。

    忽然想起有天早晨母親興沖沖的拿著對折多次後只留一小塊的副刊，與我分享一篇名為〈母親的志願〉的文章。這篇坐落於報紙刊面最靠近邊緣的小小短文，透過她習慣性的貼心舉動，一下子躍升成了唯一焦點。文章的結尾寫到：「晚餐的咖哩沒有肉，但他喜歡兒子的文字，兒子一定也很有力量。」並非讀文科的我，始終無從得知自己選擇嘗試的方向是否正確？無患？那天母親一再調侃我，說我以後吃咖哩會買不起肉，但我知道她心裡頭想講的其實是下一句。

    工作的最後一天是個星期五，剛好碰到廠商臨時訂貨，而且下星期一就要交貨，導致這間小印刷公司裡的製造與品管部門加上我合計七個人，必須在小週末裡加班。我的這些同事似乎早就司空見慣了，在吃便當的休息空檔裡，只見各個隨手一通電話，一句：「我今天要加班。」就打消了所有可能已既定的行程，一切真的有如家常便飯般自然。只不過誰也無從得知這一頓公司裡的晚餐，杵在各角落提著一紙餐盒的大家，究竟嚥下了多少為工作、為生活犧牲的酸楚。

   待在這僅剩最後三小時的我，只能盡量不去多做揣測的迅速吃完便當，隨即窩在品管桌前，自顧自地工作了起來。

    我將師傅印好的標籤貼紙，一大捲、一大捲的輪流套進左邊的旋轉桿，把最外端的貼紙順過品管桌桌面，黏在了右邊旋轉桿上事先放置好的空紙管，然後按下馬達開關，旋轉桿會藉由皮帶的帶動轉了起來，桌面上的貼紙也就這樣由左至右不停的跑動著。接著再依照所需的數量，當計數器快到達這數字的時候，趕緊調慢貼紙劃過桌面的速度，以免一不小心量超過了。最後只要將右邊旋轉桿上已順好的貼紙取下，並換裝新的紙管，再重啟馬達，直到數以千計的同批標籤貼紙都按照此數量分成了所需的捲數為止，才換下一款不同的貨品。

    機器跑動的時候不僅要注意數量，同時也得盯著桌面上有如跑馬燈的一張張貼紙，檢查有無損誤、缺張並即時停下予以更換、修剪。通常越裡頭的貼紙，因為是初印時的校正，問題也越多，幾乎完全不能用來交貨，只能按照師父做的提醒記號，全部汰換。

    加班的三個小時的時間，很快就過了。我喜歡專注在品管桌前的感覺，望著從眼前劃過成千上萬張貼紙，無形間讓人忘記了時間的流逝。不！應該是說，眼前的貼紙彷彿成了時間的單位，眼一眨十六張立可白標籤貼紙片刻就過了，伸個懶腰二十張醬油標籤貼紙片刻就過了，我成了一部時間機器的觀察員，倘游在長長短短的時間單位裡頭。

    多希望也能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點了盞白幟燈，將成綑的年歲記憶搬上了品管桌，而我就靜靜待在桌沿，目不轉睛的檢視著一張張回朔倒流的從前時光，並隨時準備剪下該汰換的片段，黏貼上新的橋段，例如：更換求學時就讀科系之類的選擇；為自己品管著已流逝的人生，好讓多年前的自己重新造就現在的我。但可以肯定的，在這間公司裡的短暫時間，已經是我無法忍心將它棄之的生命部分。

    離職那天是年後開工的第一個星期五，我和一同品管的大姐聊了不少以後的打算。很巧的是她與母親正好同名，應該也差不多歲，我表明了自己決定去進修上課，也許會找個時間比較能配合上的兼職工作，再試著去闖闖自己所想踏入的領域。她也沒特別回些什麼，只是用種彷彿母親的口吻緩緩的給予了鼓勵，和淡淡的叮嚀–勤做也要勤說。其實不只是大姐，公司幾乎每個人都給了我祝福，以及不知道何時再見了的再見。臨走前，我也低聲的跟印刷廠廠長致意：「不好意思，打擾了。」就拖著不曾沒有過的沉重和疲憊，緩步離去。

    接著映入眼簾的畫面是春節放假的前一天下午。那時全公司的二十個人聚在了會議室裡，提前感受了年節大團圓的氣氛，先是合唱了〈朋友〉與〈感恩的心〉，之後董事長開始一一唱名，各部門一一感謝，就連我這來沒多久的技師助理也不例外，大家一視同仁的給予熱情掌聲。同事與同事之間像個家庭，從不勾心鬥角，唯一有爭的大概就是貼紙的品質，以及出貨速度，每個人一心向內團結對外，只不過越是這樣也越是讓我坐立難安。打從一開始自己對將來的設想就不在這裡，我害怕待了越久離開時也會越不捨、越失落，於是暗自把那兩首老掉牙的歌曲，當成了離別的樂章，小小聲的在心中一再反覆回響、吟唱。

    我原以為自己能待上個兩、三年，騎驢找馬式的不痛不癢、無關緊要的當作是過渡時期的一個渡口，卻沒想到一路上過境的人事物都一一深烙於我的腦海，思緒隨著因而滾燙的潮汐，一天幾夢的不停翻湧。我多想在沙灘上挖個大坑，將所有對人的情緒全部埋藏。未來只不過是即將來到桌前的貼紙，印對了就往前，錯了就一手撕下，不在乎上頭是藏著什麼故事，一心只看待顏色是否準確、是否合乎標準、是否掙得到足夠的錢、是否打下了灰灰厚厚的水泥地基，其餘的都只是雲煙過眼，撕下後就隨即遺忘了；我多希望能這樣。

   「離開了書桌，寫作者挑戰才真正開始……」這是今年一月來自文學創作者協會的包裹，裡頭附上的一張秘書長名片背面所題的字。去年十二月我將夏天時所寫的文章，彙整了其中三篇投了搞，意外獲得了協會部落格裡十二月的最佳散文，我從獎勵的贈書清單裡，選了一本爺爺家的所在–南投縣發行的第十屆玉山文學獎作品集。那一陣子，我每天在公司的午休時間裡，一如往常的將工作第一天起就陪伴著我的專屬紙箱，鋪在少了轟隆隆運轉聲的六色輪轉印刷機旁，那是廠房裡最安靜的時刻。我用雙手充當枕頭撐在腦後輕鬆的躺了下去，卻無法讓自己好好闔上眼睛休息，總是直直地望著廠房挑高的天花板，想著晚上回到房裡的那張書桌後，我還能找些什麼從小至今的片刻回憶來書寫？詫異的是，學生時期的我一直視作文為天敵。如愛心菜販 陳樹菊女士赴美領獎前那句“我嘛甲人出國”的口吻，現在的我嘛甲人在寫東西。

    或許我最該撕下的是喜歡上創作的這條路，如刻苦耐勞、腳踏實地的上一代長輩們一樣，數年如一日的盡自己本份，也試著幫助別人，不做其他多餘無謂的妄想。

    工作第一天深怕遲到的我，昨夜特地提早上床，但房裡的空氣像含有咖啡因似的，越躺越有精神，不知不覺的把明天可能會遇到的情景、該說的話、該做的事都想的很透徹。雖然晚睡了，也依然能夠起個大早，當天我是第一個到達公司的人。

    開門後，我先是坐在一旁簽好了一些資料，隨後走進了董事長室。董事長就是上星期面試我的那個人，他用他一貫看似靦腆的笑容歡迎了我，並請會計小姐帶我認識公司裡各部門。會計小姐從二樓辦公室裡的業務和美工，至三樓的廠房裡的品管和製造，除了外務和夜班的人員外，其他的同事都一個一個介紹，而我只是不斷在一旁空點著頭並恭敬的說著你好。每每回想起這情形，我似乎都能毫無遺漏的於腦海裡與他們重新相會，並在心中偷偷加幾句對每個人的小註解，耳邊還不時傳來會計她那天喉嚨沙啞了的聲音。

    一月七日同樣是星期五，我穿著白襯衫首次來到這家坐落於智慧園區內的印刷公司。寫完面試資料後，我繞過幾位OL工作的區域，來到了牆後的獨立辦公室。面試官應該就是打電話給我的那位先生，他邀我坐下的時候臉上掛滿令人放心的笑容，那個笑使他眼鏡鏡片內的雙眼瞇成了兩條微彎的線，眼角還擠出些許皺摺。他一面動著桌上的筆電，一面翻閱我剛才填寫的個人資料，不久後問說：「自傳上寫說，你有在寫歌詞？」於是我把退伍後嘗試歌詞投稿，並有幸獲得唱片公司簽約機會的事情告訴了他。

    只見他雙手推向桌面，將有著黑色長椅背的辦公室椅子退開辦公桌，轉身走向後方一整面的櫃子牆，蹲下身開啟其中之一，拿出了一包鼓起的牛皮信封資料袋，隨後回到了座位。正當我好奇裡頭裝著什麼的時候，他口頭介紹了一位朋友給我認識–台北市產業發展局的副局長 鍾弘遠先生，也伸手拿出了裝在紙袋裡的幾張專輯和音樂發表會的宣傳單以及一本歌譜，原來他口中的這位先生同樣是歌曲創作者，在繁忙的公務之餘仍不忘致力於最愛的音樂創作。也許是一時興起，他隨意翻開了歌譜，挑了首〈石板屋的夢〉，右手食指一邊比著歌詞，一邊唱了起來。

    我知道董事長是在勉勵我–工作和夢想是可以並行的，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裡同樣能夠做著石板屋的夢。只是如今的我卻始終還養不活一個職業，也餓不死一個興趣。

    四月五日清明的清晨，我將這一個月的短暫時光，在桌上重新回朔悼念了一次，並帶著些許羞愧將它們仔細包裝，決定寄送給多年後的自己。